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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清朝是古代君主专制的巅峰

时间:2020-07-14 00:00:00编辑:锋坤


相信很多人心中的帝王形象都源自于《诗经》中的这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总感觉他们高高在上,可以为所欲为。实际上,帝王的权利并没有想象中大,他们不仅要与以宰相为首的士大夫共治天下,很多时候还受到“相权”的制约。

宰相制度源自于战国时期的“相府”,形成于秦汉时期。宰相“辅翼国家,典领百僚,协和万国”,位望极尊、权利极大,以至于朝廷经常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即“皇权”和“相权”。二者之间由于没有严格的分界线,皇权时常受到相权的制约,有时甚至被相权架空。

朱元璋创立明朝后,为防止受相权掣肘,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废除宰相一职,仿照宋朝设立“华盖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特侍左右,备顾问”。

洪武时期,殿阁大学士只承担参谋的工作,皇帝“自操威柄,学士鲜所参决”。之后内阁权力虽然不断加重,中后期甚至出现夏言、严嵩等权臣,但因皆无善终,内阁始终未能对皇权产生冲击。

清军入关后,统治者有感于明朝的灭亡,对朋党防范甚严。同时由于清朝入关前采取议政制,即各部首领共同商议国策,清朝统治者决定沿袭明朝的内阁制,将权力集中在皇帝手中。铲除鳌拜党羽之后,康熙一度发出“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等感慨。

雍正元年,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在青海爆发叛乱。叛乱虽然很快被年羹尧平定,但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却也闻风而动,企图将蒙古、西藏、青海和新疆分裂出去,清帝国遭到了巨大的挑战。

战场局势瞬息万变,为了高效处理军情,同时也为了保密,雍正四年,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奉旨在户部组建“军需房”,总管军需事务。

军机房的产生是临时性的军事需要而产生的,但西北用兵结束后,不仅没有被裁撤,反而在雍正十年变为“办理军机处”,铸造“办理军机印信”,从而成为常设机构。

乾隆即位之初,曾以军机处以“前朝败政”为由将其裁撤,同时成立以宗室亲王为核心的“总理事务处”。总理事务处本质上与军机处没有任何区别,两年后年轻的乾隆皇帝遂又令大学士鄂尔泰重设“军机处”,并将“办理“二字去掉,从此正式成为清政府核心权力机构。

军机处位高权重,却始终不在清政府正式衙门编制之列,军机大臣的所有权力均源自皇帝,仅以“秘书”机构的形象存在,“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

军机处的出现直接导致皇权专制被清政府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的状态,但这却是个意外的结果。皇权专制是清朝入关后的重要决定,军机处成立之前,雍正因继位的合法性问题受到多方威胁,而采取强硬手段将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

其实雍正并不需要军机处来加强皇权,只不过在处理临时军务时,但雍正却发现了军机处作为“秘书”机构的好处。正如乾隆皇帝曾说:“乾纲独断,乃本朝家法。自皇祖皇考以来,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未旁假。即左右亲信大臣,亦未有能荣辱人、生死人者。盖与其权移于下,而作威作福,肆行无忌,何若操之自上,而当宽而宽,当严而严。此朕所恪守前规,不敢稍懈者。”

可即便皇帝如何勤政,心力体力总是有限的,康熙晚年诸事均以“宽仁为尚”,盖因力不从心,无法面面俱到。雍正费劲千辛万苦才将大权独揽在手中,又怎肯下放给议政大臣和内阁学士,军机处的出现正好破解了这一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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