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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破坏了晚清与世界重新连接的机会

时间:2021-08-30 00:39:41编辑:秘闻组


乾隆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破坏了晚清与世界重新连接的机会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被别人践踏了。造成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原因是傲慢和盲目自信,导致不愿意承认自己与外界的差距。事实上,中国有很多机会来改变这种情况,但不幸的是,它已经被浪费了。

经过17世纪工业化的洗礼,西方世界先后完成了蒸汽动力代替人力、火器代替冷兵器的工业革命。由于工业和现代科学的快速发展,西方社会真正进入了海洋时代。

(图)乾隆时期外国人画的清朝画像

中国人眼中的世界是以中原为中心向外辐射的同心圆。以生活在中原的中国领土为中心,中原是一个文明的世界,而在它之外是一片蛮荒之地。因此,除了周边地区的诸侯国,外部国家都被中国视为“蛮夷”或“戎狄”。

早在明朝中后期,西方传教士就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大量传教士进入中国大陆甚至北京。他们身着儒家服饰,与中国文人和普通人讨论性和教义,出版和编纂了大量天主教宣传资料和科技书籍。一些中国学者熟悉西方国家的名称和科学术语,甚至拉丁词典也在中国学者中流传。这是中国历史上西学东渐的辉煌第一次。

然而,政权更迭毁了这一切。文明与城市崩溃。清朝入主中原后,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闭关锁国政策导致两个世纪后,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还没有恢复到明末的水平。然而,在这两百年里,西方又经历了一次剧变:传统王朝一个接一个地倒了,民族国家一个接一个地建立起来。共和国、工业革命、全球殖民、海洋霸权.历史的发展突然加速,“易迪”突然出现在中国面前,血与火包裹着它,让中国大吃一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特使马嘉尔尼率团访华。他们的目的是打开中国贸易的大门。这时,乾隆皇帝已经80多岁了,小沈阳和傅康安两位大臣被委以军政重任。经过不愉快的“礼仪”谈判,英国特使的任务没有一项完成。对于英国使团想尽办法拿到贸易许可证,乾隆皇帝只是轻蔑地说:“中国产品丰富,什么都有,没必要用洋货来传承”,于是就把使团送了回去。失望之余,麦卡特尼想邀请傲慢的清朝官员见识一下英国武器的威力。在攻克金川和西北边塞叛乱中取得巨大成就的傅康安拒绝了这一邀请。马尼尔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傅康安饰)一生中从未见过一系列枪支,中国军队至今仍在使用火绳触发的枪支。”

(图)乔治马戛尔尼出生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37年出生于爱尔兰。

首先,让马嘉尔尼无法接受的是,他要对皇帝做三跪九叩,而马嘉尔尼只愿意单膝下跪。中英官员就此事争论了近两个月。这个礼仪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中英两国之间不可逾越的理解鸿沟。英国人试图通过平等外交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而清朝则视使节的来访为贡品。

清代文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导致了他们在处理外部信息时的严重偏见。“中国氛围”左右了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历史机遇总是给那些能看到和知道相当关键的伟大人物。不幸的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政治舞台上充斥着专横跋扈和短视贪婪的人。

那么,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内部政治经济是什么样的呢?

乾隆末年的清朝,表面上的繁荣已经不复存在。乾隆最得意的“完美武功”被大肆征服,导致国行银两从8000多万锐减至2200万以下。此时,席卷湖北、四川、陕西、甘肃、河南等省的白莲教起义正在迅速蔓延。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实际人口已超过4亿,但城市人口仅占6%-7%。根据美国历史学家g .威廉斯金纳的统计,直到清末,长江中下游城市人口仅占7.4%。这说明当时农村社会仍然是中国的绝对主导。在过去的繁荣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社会危机。官僚腐败和压榨不仅破坏了农民的生计和利益,也危及国家的财政和政治稳定。这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问题不止于此。从更广的角度来看,鸦片在世界贸易中的作用让我们感到惊讶。有资料显示,明清时期,世界上有一个由东亚、欧洲、美洲及其周边地区形成的贸易经济体系。以中国经济为中心的东南亚、南亚、东亚的贸易额在全球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一度成为主要市场,具有主导作用。

(图)晚清与外国的贸易图

中国历史学家对明清时期各大洲之间的物质交流并不陌生。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的手工业产品如瓷器、丝绸、纺织品等上。通过对外贸易不断进入欧洲、美洲和非洲,并对这些地区的社会生活产生很大影响。而且,就中国而言,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产品,如红薯、南瓜、西红柿、辣椒、蚕豆,尤其是玉米和土豆,都是明清时期通过对外贸易从美国进口的。

毫不夸张地说,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一种作物比这些外来作物更重要。明清时期,新作物的大量产出使中国的耕地面积和人口成倍增长。同期,中国的人口增长远高于欧洲。如果不是明清两朝革命引发的战争和天灾人祸,中国的社会形态在17世纪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样,在灾害频发的15-19世纪的中国,这些高产抗旱的食物挽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如今,中国人吃的食物有37%原产于美国,中国是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玉米生产国。

当然,17世纪前后,东南亚国家大量涌入中国移民,3万多华侨生活在马尼拉,这是区域贸易的结果。这些事实都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对明清时期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识。

在西方到来之前,中国古典社会结构是士、农、工、商。工农商四大阶级使这个社会稳定,但这个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工农稳定,没有更多的消费能力。然后,在中西贸易中,中国是初级农产品,英国是工业产品。在这种状态下,中国无法接受西方的工业产品。因此,解决中西方贸易顺差的关键,只在于能否提高中国工农的消费能力,能否培养他们的消费习惯,更重要的是能否激发他们的消费冲动。没有能力,没有习惯,没有冲动,社会当然不可能接受更多的工业品。

(图)英国在印度的鸦片制造仓库

这些重要农作物的传播,借助于地区间贸易网络中固有的航线,特别是哥伦布等人开辟的新航线,成为了很久以前就存在的区域贸易的催化剂。然而,根据目前的统计,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体系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货物贸易中,中国存在严重的贸易顺差。这种情况在经济活动中表现为货物的出口和白银的进口。

据估计,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中国仅通过货物贸易就从欧美进口了近5亿两白银,而这一数字还不包括从日本、俄罗斯等渠道获得的白银。根据一些外国学者的说法,到道光五年(1825年),中国的白银存量约为11.2亿。不管这个数字准确与否,都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外贸易顺差严重。同时,工业革命后欧美国家的生产能力大幅提升。进入海洋时代的民族国家以殖民的方式扩大了对财富和领土的渴望。而这种扩张,在东方怪兽面前,不得不另寻他路。这个王朝既没有计划也没有准备去了解这些来自海洋的“易地”。

与中国的贸易变得既简单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限于和商业银行在几个固定城市交易,主要在广州;更复杂的是,他们与朝廷许可的商业公司打交道,官员们从不费心参与具体事务。清朝官员对幕后交易更感兴趣。

从英国东印度公司到广州的第一艘商船到达后,近2520银元的管理费按规定应该缴纳,但经过讨价还价和幕后交易,最终减为1220银元,前提是向海关监管员支付3200银元的感谢费。这些贸易上的“限制”,无论是明面上的还是暗面上的,都激怒了英国政界和商界。

因此,他们多次派遣使团到中国,试图与清政府直接讨论贸易条件。但是从麦卡特尼到埃姆斯,他们都失望地回到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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