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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织造”与康熙史圣

时间:2021-09-17 22:46:59编辑:会员组


“江宁织造”与康熙史圣 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写了一本名为《康熙与曹寅》的书,描绘了康熙奸诈阴险的形象。相信很多读者都印象深刻。这本书的另一个主人公曹寅是曹雪芹的祖父。这个人就是康熙时期的“江南织造”。这个位置很特别。他的存在意义不仅见证了康熙时期中国经济的繁荣,也见证了康熙皇帝独特的执政特色。

康熙时期,中央和地方的铸币权被正式采用,分为20个地方局,以确保地方货币供应的平衡。但是这些局分布在全国各地,不可能有同样的发行量。如果是这样,中央政府就没有必要分权。比如经济相对落后的四川、云南,货币流通慢,货币流通量自然小,而经济发达、工商业健全的江南,货币自然流通更快,流通量相对大。

(图)清康熙帝、爱新觉罗玄奘(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

我们知道,自南宋以来,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中国的经济中心南移,从黄河中游地区向长江三角洲地区转移。到了明末,江浙“两江”已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被称为“苏湖成熟,天下满”。到了清朝,这个地区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据经济史学家统计,“浙江省局”铸造背后的“浙”字和“江苏江宁局”铸造背后的“江”字是康熙时期最流行的地方造字。

由于该地区丝织业发达,明代确立了“江宁织造”的地位,主要负责向皇宫和贵族供应日常针织品。这种情况在欧洲历史上也存在,比如捷克首都布拉格附近的“黄金胡同”就是一个为皇宫提供黄金物品的金匠聚居地。只是自不言而喻到顺治以后,江宁织造一直在内廷由禁军太监兼任,隶属于宦官之一。

康熙二年,江宁织造位置发生质的变化。从宦官到“内务府”派“包衣”常驻。改名为“织阆中驻江南”,后改为“织阆中江宁”。

什么是“涂层”?这是满语中“包衣啊哈”的缩写,原意是“奴隶”。在入关之前,特别是封建化之前,满族实行着一种将人分类的民族歧视制度。一类人是满族贵族,他们自然是统治者;除了满族,其他民族都被称为“涂层”。按照当时的法律,“包衣”是为满族贵族服务的。

清军入关后,“包衣”主要是指加入满清的汉族大臣和知识分子。虽名为“包衣”,但一直为朝廷和国家所倚重。年羹尧、曹寅等知名历史人物不再是“奴才”,而是成为朝廷的一等官员,是数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

康熙时期,第一个江宁织造是之父曹,后来他的家族再次被选为“江宁织造”。按照当时的制度,江宁的织造水平相当高,仅次于当时的“两江总督”,是中央派驻的几位主要官员之一。

(图)江宁编织屋局部修复模型

笔者认为,“江宁织造”的意义不在于为朝廷提供丝织品,而在于成为朝廷派往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联络处主任”和“首席经济学家”。一般来说,康熙以来的“江宁织造”官员有三个特点:有文化号召力、懂经济、忠于朝廷。

清代,江浙是全国重要的税收重镇,工商业高度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刚刚萌芽。他们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钱袋”,就像今天的经济特区一样,当地文人聚集在一起,这也是当时中国的文化中心。所以,中央派驻的地方官员不仅要懂民政、治安,还要懂经济,既要维护两江稳定,又要维护当地的文化传承和经济发展。这么大的活落在“江宁织造”头上。比如周先生认为“曹氏家族实际上是一个拥有国家经济特权的大官僚”,已故经济学巨擘李一元教授也总结说“曹雪芹一生三代,任江宁织造局六十年,集纺织生产、行业管理、财税于一身。”

胡适先生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江宁织造”具有间谍工作的性质。历史学家先生曾回忆说:“胡(石)先生说,江宁织造是内务府的采购官。同时也是康熙的特务,在江南打统一战线。”不过,唐先生也表示,“其余的都不自然。”作者更倾向于唐先生的观点。《江宁织造》可能会给中央提供一些江南文人结社和出版的信息,以防范“反清复明”等“异端”思潮的出现。但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江宁织造”更多的责任应该是经济发展和行业管理的重任。由此看来,盛世康熙时代的出现,应该与“江宁织造”一职的设立有着必然的联系。

前几年在南京住的时候,偶尔在三山街附近拿个“江”背的“康熙”。这枚硬币在市场上多如牛毛,可见当时江浙地区的经济有多繁荣。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康熙皇帝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勇于任用汉族人才的人事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今天,这种先进的管理理念应该被后人吸收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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