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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自称是一个完美的老人。他为什么爱打扮成学者?

时间:2021-09-27 22:41:36编辑:秘闻组


乾隆皇帝自称是一个完美的老人。他为什么爱打扮成学者? 乾隆是清朝政绩卓著的皇帝。他扩大了自己的地盘,为后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他总是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弱书生?

在大型人文纪录片《当卢浮宫遇到紫禁城》中,有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情节:作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两个统治者,中国的乾隆皇帝和法国的拿破仑皇帝在画家作品中的形象完全不同:拿破仑皇帝喜欢画家把自己描绘成战神,而乾隆皇帝更喜欢画家把自己打扮成学者。

两个统治者截然不同的形象,代表了中西方在国家发展的发展逻辑、发展中心、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这些差异首先要追溯到双方在地理环境和战略主题上的差异。

西奥多罗普有句名言:“地理是战略的核心。”地理环境是影响一个国家发展模式形成的最稳定因素之一,文明的生存和发展模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地理条件。地理条件是一个国家发展的最大初始条件和制约因素。

中国古代的地理环境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相对封闭。中国古代西南有喜马拉雅山,西北有帕米尔高原,北有戈壁沙漠,东、南有汪洋大海。从当时的交通状况来看,这是一个相对孤立的地区。古代中国本身形成了独特的世界体系,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梁漱溟说中国古代人的“天下”意识远远超过“国家”意识的原因。

其次,中国古代所处的地理空间具有整体统一性。中国古代把东亚最适合农耕的大陆基本划入自己的版图,形成了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外部的封闭让中华文明有了向心力,甚至周边的游牧民族也经常参与中原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大一统的格局必然成为中国古代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主体的统一必然成为中国历史的深层政治结构。

最后,中国古代的地理空间具有一种局部的独立性:高原、戈壁、沙漠、河山的分割,使得一些地区在中央王朝力量衰落时暂时独立发展成为可能,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足鼎立,如五代十国时期的割据。但是,这种局部独立最终受制于整体的统一,即所谓“长期必分,长期必合”。在中国历史上,整体统一和暂时分裂之间有一个连续的循环。

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有两股力量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基本走向: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地理相对封闭,北方地区新兴的游牧民族很难向外发展,但很容易发展到中原。中原富饶温暖的农耕区,对游牧民族总是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游牧民族骑射的优势,使得他们在战争进入火器时代之前,就对农耕民族施加了巨大的军事压力。因此,从西周到清初,来自北方的边境纠纷往往是中原统治者不得不处理的重大事件。

这就导致了中国古代三个不同的重心,即军事重心、政治重心和经济重心。南宋以前,三大重心基本重合。但隋唐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南移,三大重心分离。以长城和长江为界,长江以南是中国的经济重心,所谓“财富在天下,一半出江南”;长城以北是中国的军事重心,而所谓“历代备境,多在西北”。长城和长江之间的中原是中国的政治重心。

这对中国古代的发展影响很大。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力,迫使中国历代王朝始终将军事重心放在北方,而不是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而南移。同时也很明显,政治重心不应该离军事重心太远,否则会因为军事重心的偏离而出现分裂和失控,所以政治重心也必须在北方。这不仅是准备边境的需要,也是维护统一格局的需要。

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中国注定只能是一个大陆帝国,却无法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国家。因为保卫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历朝历代必须在北方投入大量资源,不可能下大力气管理海洋。郑和下西洋最终不得不让位于北方。需要蒙古的防御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由此,中国历史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周期:一是中原王朝的周期性兴衰,二是游牧民族的周期性南迁。而且随着历史的演变,第二个周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第一个周期,最后两个周期越来越合二为一。随着蒙古人和满族人的南迁,他们最终以“入中原”的形式被纳入中国王朝流通史,元、清成为仅次于宋立科、明的中国正统王朝。这就是所谓的“易迪入华,然后中国做”。

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独立的发展空间里,世界的兴衰构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战略主题。

在中国古人看来,正统王朝的兴衰过程就是世界秩序的兴衰过程。王朝的崛起代表着世界秩序的建立;王朝的衰落代表着世界秩序的崩溃;新王朝的崛起代表着世界秩序的重建。中国古代的国家发展是以“维护和重建”世界秩序为主轴进行的。旧王朝的战略重点在于“守天下”,新朝的战略重点在于“取天下”。但是中国古代只有一个世界,世界上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的国家发展模式是在一个单一的、整体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必然与在一个多元的、冲突的体系中发展起来的西式国家发展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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